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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6月

29

2015

希特勒最后3年的私人女秘书(组图)

希特勒最后3年的私人女秘书(组图)

希特勒最后3年的私人女秘书特劳德

德国著名作家君特·格拉斯不久前宣布,在他的新自传《剥洋葱》中,他讲述了自己17岁时参加纳粹党卫军的经历。这是他第一次向公众承认这段历史。

格拉斯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他的《铁皮鼓》几乎成为一代人的必读之书。他也是众望所归的知识分子,凡德国的公共议题,格拉斯如何表态总是受到重视,甚至有人说他象征着“德国的良心”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79岁的格拉斯披露自己的党卫军经历,就有了爆炸性的效果。

在此之前,1998年,格拉斯曾带领一批知识分子呼吁放弃修建“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”,理由是“难以表达德国反省历史罪行的立场,难以传达纳粹罪行的深重,难以表达对牺牲者的悼念”。这些事件,现在都和他的“历史问题”挂钩。一些人认为他欺骗公众,早就该向公众坦白忏悔。因新书《剥洋葱》已在8月出版,更有人攻击他在为新书做广告。

而围绕格拉斯的这一切,也重新唤起公众对于另一位与纳粹息息相关的人物的记忆。这个人就是特劳德·琼格(Traudl Junge),希特勒最后3年的私人女秘书。

希特勒一开始就深入了我的内心

特劳德出生于1920年,比格拉斯大几岁。1942年,她开始担任希特勒的秘书,为其做口述打字,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。在希特勒的最后一刻,特劳德奉命记下了他的遗嘱和最后遗言。

在担任希特勒秘书期间,特劳德嫁给了希特勒的勤务员汉斯。新婚不久汉斯应征上前线,14个月后,在法国的一次袭击中身亡。从1950年开始的长达五十多年时间里,特劳德独自住在慕尼黑一处只有一个卧室的公寓里。2001年4月,81岁的她接受了傅劳·琼格的采访,这次采访之后被制成影片《盲点》(Blind Spot:Hitler’s Secretary)。

这部影片的全部内容就是采访,特劳德一个人在讲述。那是个人经历的故事,也是一部个人见证的历史。老人在开口之前,显得欲言又止,突然,像是终于下了决心。

“这一切,”她开口说,“只可能发生在专制制度建立得如此完善的时候,它掌控编织整个社会的每一根纤维。”

“德国组织得如此之好。”说到这里,她停顿了一下,似乎在回忆和思索。画面外传来记者的提问:“人的意识也是这样吗?”

老人没有马上回答。她拿起一支烟,举到半空,却又茫然地放下。她垂下眼睛,不看镜头,开始回答。“那是被希特勒极大伤害了的一个领域。他确实试图操纵德国人的思想。他使得他们相信,他们有一个事业要去完成,他们必须灭绝犹太人,因为犹太人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根源。这是希特勒自己很早就在推动的个人理想。人们必须为此作出牺牲。”

她承认,“当我还是个孩子时,希特勒确实在一开始就强烈地深入了我的内心。”

特劳德的童年在一个特殊环境中度过。她生长在单亲家庭,“我从没有一个完整家庭里的感觉和安全感。当然,妈妈为我们做了一切。”可是,特劳德仍然清晰记得童年的心理印记,“我自己喜欢和这样一些孩子在一起,他们会说‘我父亲怎么说’或者是‘我父亲认为’。我总是想,有个父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。”

粗暴的外公是个纯粹的军人,不关心政治。这使得特劳德一直觉得,对她来说,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,“我的家庭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。他(外公)不关心政治,从不谈这些话题。我们按照一些原则带大:服从,牺牲,压抑自己。这都被看作是美德。”

能养活自己之后,特劳德试图挣脱命运。“我一直想读舞蹈学校。1941年,进舞蹈学校要参加入学考试,我考得很好,我觉得可以永远逃避办公室了。可我工作的出版公司却不准我离开。在1941年,只有在雇主同意后,你才可能离开工作。我是那么失望,因此央求我妹妹帮我忙,她当时已经在柏林以跳舞谋生。”

就在特劳德绝望时,她妹妹出了个主意,“让我问问阿尔伯特·保曼,看他能不能把你调到柏林去工作。”保曼是妹妹最要好朋友的姐夫,很有权势。特劳德说,“好啊。”当然,她“一点不知道这会是什么结果”。

一个人生转折就这样在特劳德面前出现。她接到通知,她的新工作,是柏林的元首办公室。

我必须承认自己喜欢这个工作

特劳德今天当然知道,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转折。她曾无数次地反省自己跨出的这一步,很自责,因为曾为希特勒工作,“也因为我确实喜欢过他。可他又是如此可怕灾难的根源。 ”

她不断盘问自己,“你看,在集中营究竟发生了些什么,那些细节后来被揭露出来。”当时,一般德国人都不知道集中营的细节。后来,“我读了Viktor Klemperer的书,当然,是在很久之后,但它确实给我很强烈的冲击。所有这些问题在1933年、1934年的最初阶段,就已经开始发生了。我觉得自己曾是那么没有感觉和自私迟钝。我没有去注意去关心。这样的感觉越来越沉重地压迫我。我似乎应该对那个还是孩子的我感到愤怒。事实是,我没有看到自己逐渐卷入的是什么,对于一切,我只是说‘是’而一点没有思考。”

她生怕自己这样说,是在为自己辩解,于是进一步自责说,“我这么说,并不意味着要说我那时就不是一个热情的纳粹。当我去柏林的时候,我也许可以说‘不’,可我没有这样做,因为我只是很好奇。”

一开始,特劳德是柏林元首办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员,她并没有在那里见过希特勒。“我做的事情是打开那些女人给他的求爱信。他自己并不在那里,其他人也见不到他。他在自己的私人司令部里,离‘外部办公室’很远。”

后来,那里有一次打字比赛,“办公室里谣传,说是希特勒在挑秘书。保曼坚持说我应该去试试。”虽然特劳德当时对自己的现状相当满意,并没有野心要得到这份工作,“可我还是去考了。”结果,还考得很好。

1941年12月初,考得最好的十个女孩被送往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司令部。她们在元首专列的车厢里等待接见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,她们被领着穿过黑森林去元首司令部。“一栋很令人不快的房子。在勤务人员的区域,有软木的椅子,我们排成一排。然后,见到了希特勒。”

“在此之前,我只在新闻里、公开场合上见到过他,他身着军装行纳粹举手礼的样子。可是现在,来的是一个老年绅士,对我们友好微笑,和我们握手,用他出名的眼神直直看着我们,询问名字。用一种和蔼的、父亲一样的口气和我们说几句话,然后离开。走的时候,他就说了声‘晚安’。被希特勒接见的经历,完全和我以前的想象不同,那是无害的、和平的气氛。”

对从小缺少父爱的特劳德,这是内心的颤动。“我第一次见到他,他也许只是一种姿态。对我而言,或许感到是一种保护。那是我长久以来在渴望的东西。”

接下来是口述记录的测试。保曼安排了一个女孩陪特劳德进去。“曾经有一个女孩去为他的口述打字,可实在太紧张,歇斯底里的病就发了。希特勒怕这样的事情重演。”

测试过程加深了特劳德对希特勒的好感。“我进了房间,发现那里很冷,希特勒不喜欢热的房间。他对我还是很和蔼,他说,‘我的孩子,不要紧张,你不会像我那样老是犯很多错误的。在这儿坐吧,要不要我为你开暖气?’他指的是电暖器。他开始口述,我开始打字,发现自己的手指是那么颤抖,根本就瞄不准键盘上的字母。我看了一眼纸,那上面乱七八糟不成词句。”也许,本来特劳德也会像那个歇斯底里的女孩一样被淘汰,可是,“他的女勤务员Linge进来,对希特勒说:‘我的元首,里宾特洛甫来电话。’他像一般的老板一样,拿起电话开始说。这段时间给了我机会,我把句子重新写成正确的德语。然后他又开始口述,我打下来,很顺利。最后,我把记录纸交给他就出去了。”

通过测试后,希特勒再度把她叫进去,问,“小姐,你是不是愿意留在我这里。我这里总是有这样的问题,我那些年轻的女秘书,总是有人要娶她们,就突然把她们带走了。也许应该让她们戴上难看的面具,像黑人面具什么的。”

说到这里,81岁的特劳德不安地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,“我一定是疯了,我对他说,‘元首,你不必为这件事情担忧,我身边至少22年没有男人出现了。’他大笑起来。那时我真不相信自己说了这样的疯话……诚实地说,我必须承认自己喜欢这个工作。”

就这样,特劳德成为希特勒的秘书。“我开始为希特勒工作。后来,在我成熟一些之后,我想我对他是一种对父亲形象的非常迎合的态度。可是,当你的父亲令你失望时,这又很容易转变为一种‘恨’的感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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